凌晨四点的街道还浸在靛蓝色的雾霭里，老陈已经窸窸窣窣地摸黑起身。他总要在棉袄里多揣个烤红薯，临出门前，把保温杯灌满姜茶，再给老伴秀珍的防风帽添层毛线围脖——这些动作在八平方米的环卫工宿舍里完成，轻得像猫踩过旧报纸。

　　“老头子，又偷穿我织的护膝。”秀珍半梦半醒间咕哝着，伸手拽了拽褪成灰白色的床单。老陈嘿嘿笑着，把那双起了毛球的藏青色护膝往工装裤里掖了掖，转身时带起一阵混合着樟脑丸和艾草味的晨风。

　　我在巷子口遇见他们时，天边刚泛起蟹壳青。两抹橙色的身影在空寂的长街上缓慢移动，竹扫帚与地面摩擦出沙沙的韵律。老陈握着铁铲清理垃圾桶，秀珍就跟在后面用抹布擦拭桶身，动作娴熟得仿佛在给自家碗柜除尘。

　　“小伙子，吃早饭没？”秀珍从帆布袋里掏出个塑料袋，三层报纸裹着还冒热气的葱油饼，“老陈天没亮就支起煤炉烙的，说是要给上学的孩子备着。”她眼角堆起的笑纹里沾着星点面粉，让我想起老家屋檐下垂挂的冰凌。

　　十年前，我搬进这条老街时，他们就在环卫站后墙根下搭了间铁皮屋。老陈总说自己是“扫大街的状元”，能从满地落叶里扫出完整的银杏书签，能在积雪下刨出流浪猫藏的鱼骨头。秀珍则像个移动的针线包，裤兜里永远揣着各色碎布，见到谁家孩子衣服绽线，就摸出顶针缝补。

　　那年腊月寒潮，我看见老陈蹲在路灯下往秀珍胶靴里塞暖宝宝。她患风湿的膝盖肿得像发酵过头的馒头，却坚持要跟着出工。“这婆娘犟得很，”老陈一边搓热手心捂她的膝盖，一边念叨，“说是怕我眼神不好，扫不干净盲道。”话音未落，秀珍突然把冻红的脸埋进他沾着雪渣的工装领口，两人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打了个旋儿，融进路灯昏黄的光晕里。

　　最难忘的是某个盛夏正午。我在便利店门口遇见老陈举着盐水冰棍，像捧着圣物般匆匆往树荫下跑。秀珍正给中暑的同事掐人中，汗湿的后背在橙色工服上洇出深色地图。老陈蹲下来，把化开的冰水一滴一滴喂进她干裂的嘴唇，那神情比庙会上雕菩萨的老师傅还虔诚。

　　去年，环卫站改建，终于给他们分了间带窗户的宿舍。搬家那天，老陈从床底拖出个铁皮饼干盒，里头整整齐齐码着三百六十五个毛线球——都是秀珍这些年捡的断线头缠成的。“等攒够斤两，给老婆子织条彩虹围巾。”他压低声音跟我说，眼睛却瞟着正在钉窗帘的秀珍。夕阳透过新装的玻璃窗洒进来，给那些毛茸茸的线团镀上金边，像无数个未完待续的黄昏。

　　前几日暴雨，我经过岗亭时，听见老陈在哼黄梅调。秀珍戴着老花镜补雨披，针脚走得比年轻人绣十字绣还密。“当年，你说要给我买金镯子，结果就骗我扫了四十年大街。”她突然开口，老陈的哼唱戛然而止。沉默在雨声中膨胀，直到秀珍“噗嗤”笑出声：“可你把每条街都扫成了咱家的金砖路。”

　　此刻，他们正在清扫婚礼彩炮的碎屑，老陈特意换了把新笤帚，说是不让喜气沾了灰。秀珍把收集的完整彩带编成流苏，说要挂在环卫车把手上。

　　晨光漫过他们佝偻的脊背，将两道橙色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宛若岁月深处永不褪色的糖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