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幕低垂,华灯初上,我总会如约出现在深圳大沙河公园的步行道上。记得第一次沿着河岸行走时,空气中还飘散着若有若无的腥臭味,那时我总戴着口罩,快步走完既定路线,便匆匆离开。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也许是在某个初春的傍晚吧,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穿红色马甲的背影。
那天的夕阳特别好,我难得放松身心,在活力水岸吹风、看落日。就在这时,我看见了她——一位约莫五十岁的女性,戴着宽檐草帽,正蹲在河岸边的芦苇丛中,艰难地清理垃圾。
我注意到她的红色马甲上印着“志愿者河长”的字样,好奇地问道:“您经常来这里清理吗?”“十五年零两个月了。”她头也不抬地回答,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,“从2008年3月12日开始。”精确的数字让我惊讶,是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一个人如此清晰地记住每一天?
后来,我渐渐摸清她的巡河路线。每周一、三、五从中游的生态浮岛开始,每周二、四、六则从上游的雨水花园出发。她的工具包像个百宝箱:长夹子、水质检测试纸、标本袋、用旧台历改装的记录本。有一次,我看见她掏出个矿泉水瓶改装的容器,一点点收集草坪上零落的蓝花楹。“给社区幼儿园的,”她晃了晃瓶子,“孩子们用来做植物标本。”她无意流露出的古道热肠,让萍水相逢的路人也忍不住为她暗暗赞叹。
很多次,我在散步时与她不期而遇,她总是在忙碌着。有时,她在给小学生讲解河岸生态系统;有时,她独自跪在浅滩边,用放大镜观察水草的生长情况。我渐渐发现,这条河在她的照料下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——水变得清澈了,能看见游动的小鱼;岸边新种了各种植物,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开;木栈道修葺一新,还增设了科普展板。如今的大沙河,白鹭翩跹、水草丰美,成了市民跑步打卡的“网红地”。这些改变如此自然,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它们是如何发生的。
直到一个暴雨天,我才真正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坚守与付出。
那是七月的一个午后,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河道水位迅速上涨。我站在公寓窗前,看见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树枝和垃圾奔腾而下。在模糊的雨幕中,一个红色身影格外醒目——她穿着雨衣,正在用长钩打捞卡在桥墩处的垃圾。
雨停后,我立刻下楼来到河边。她还在那里,浑身湿透,正把最后一袋垃圾拖上岸。橡胶靴里灌满了水,每走一步都发出“咕叽咕叽”的声音。
“太危险了!”我忍不住说。
她抹了把脸上的水,笑了笑:“这些垃圾要是冲到下游,会堵塞泄洪口。”说着指了指远处新建的雨水花园,“幸好有这个,大部分垃圾都被拦住了。”
我看了看远方,虽然经历了暴雨,但河岸几乎没有受损,新修的生态护坡完好无恙,雨水花园里,层层植物正在过滤着径流。这一切显然都经过精心设计。
“要不要来工作站喝杯茶?”她热情地问道。我这才知道河边那个绿色的集装箱小屋是她的“办公室”。
工作站比想象中要整洁得多。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和照片,记录着大沙河这些年的变化,其中有一幅手绘地图,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。“这是我们的‘作战图’。”她解释道,每个符号代表一种植物或动物,红色标记是问题区域。
写字台上摆着一台老式显微镜,旁边是十几本厚厚的笔记本,按年份整齐排列。我随手翻开一本,里面不仅记录着水质数据,还有手绘的动植物图鉴,甚至贴着一片片树叶标本,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又工整清晰。
“这些都是您一个人做的?”我惊讶地问。
“开始是一个人,”她递给我一杯热茶,“现在有很多帮手了。”她指了指墙上的合影,有学生、白领、退休老人,大家都穿着红色马甲,站在河边笑容灿烂。
雨后初晴,窗外的阳光斜斜地洒过来,照在工作台的一个玻璃罐上,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种子。
“这是蓝花楹的种子,”她顺着我的目光解释道,“我们每年都会收集一些,送给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。”说着取出一个小布袋,装了几粒种子给我,“种在阳台花箱里就行,明年就能开花。”
离开时,我在新设的科普长廊里看到她的照片,下面的简介写着:“杨丽,志愿者河长,守护大沙河15年,带领团队完成河道生态修复……”照片上的她正在教孩子们检测水质,阳光下,一张张认真的小脸和她的笑容一样明亮。
那天,我回家后,小心翼翼地将蓝花楹的花籽种进阳台的花盆中,松土,浇水,任思绪翻飞……或许明年它就会开花,紫色的花朵会像无数个小铃铛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我想,这就是城市该有的样子——人与自然和谐共处,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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